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达到10.5%左右，经济增量占比超过20%。

若房地产调控力度过大，房价崩盘，导致贷款抵押率下降，危及宏观金融稳定性。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已大于市场需求1.2亿吨，但还有在建能力7000万吨。

近日，据前财政部长测算，去年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30多万亿元，债务率在40%左右。当前我国社会投资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其主要资金来源仍是土地出让收入。这样一来，继续通过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产能过剩行业出口的政策需要进一步检讨。截至2008年末，我国粗钢产能达到6.6亿吨，而国内需求不到5亿吨。这是因为，负债扩张和收缩与投资同向变化。

2003年至2012年，我国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十倍以上，而同期全国名义GDP增长不到五倍，这还没有剔除30%以上的物价涨幅因素影响。截至去年末，全国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62.99万亿元，是2003年末的3.96倍。由于北京一直担忧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政府常常通过干预电力和煤炭价格，来保持整个能源市场价格的总体稳定。

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北京新领导人目前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如果改革的步伐太小，则又无法降低引发社会不安的潜在风险。到1990年代末期，富有魄力的朱镕基总理开始着手重组疲软和僵化的国有经济部门，改革银行系统，不过也付出了令成千上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的沉重代价。中国的GDP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13%后，近五年来已经显著下降，现在中国领导人确定的目标是更加平衡的7.5%。

但是在事实上，便宜的能源价格意味着中国工业缺乏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当前经济的现实考虑，经济改革应该是平稳与温和地进行——毕竟中国现在已经成长为具有8.3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巨人，与15年前比要更加成熟也更加复杂。

中国国内和外界的悲观论者按观点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派别。领导意志1990年代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一派的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目前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如果改革的力度太大，将会引发更多的不满与反抗。而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新任主席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中国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风险。

同样，分散而资金短缺的养老保险制度也需要摆脱当前国家大规模集中管理下资金没有着落的状态。上述三个派别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一派的观点认为，那些强大的国企经营者集团将阻碍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以提高国民家庭收入为目标的举措，他们的抵制会使中央要求国有公司上交国家更多利润用于改善社会福利的计划付诸东流。1990代改革给予人们的启示是，国内促进因素的组合和国际环境的挑战同时存在这样一个机遇，加上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正确决策，重大的改革就会成为现实。

中国新领导人上任之际，面临的是一个失去原先增长势头的经济形势，人口老化与国际市场的疲软拖累了中国经济。现在看来，他们已经规划出了许多正确的解决方案。

今天，北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并且构成这些障碍的因素错综复杂，有的甚至根深蒂固。但是地方政府宁可不惜代价地推动经济的增长，也不愿意增加环境治理的投入。

主要的障碍仍在于政治。提要：大多数观察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表示悲观。现在省级地方财政预算的亏空依赖于来自中央财政的调拨。上次改革的经验对于今天中国处理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但是，当上述三个条件都在中国出现时，就有可能转化成为切实而持久地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随着社会不公，食品安全，贪腐，以及中产阶级期望值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加重，中国的国家治理政治承受着空前的考验。

这些变革也带引发了一波通胀压力和严重的社会不满，最后酿成1989年的风波。最重要的标志，是通过把财政和预算决定权向地方政府转移来减少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

这种观点坚持认为，由于保持政治稳定是中国政府的首要选择，所以不会推动事业体制的改革，以避免造成经济混乱和激化社会矛盾。但是这些手段产生的效力在未来若干年中会减退。

他们不仅审时度势，对中国经济的问题有准确的评价，而且有坚强的政治决心来实施得力的措施。但这些只是中国新领导人所面临的一系列改革课题中的一部分。

对于后一种困境，经常被列举的例子是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和土地征用，这方面的问题往往是中国人走上街头的诱发因素。而且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经受着来自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双重压力。现在，类似于1990年代的一系列因素又重新出现。社会的不平衡和民众的不满，会促使领导者重新发现并设法弥补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

而且，将来政府的权威和信誉的建立不能仅仅依赖于经济增长的实现，政府领导人有足够的理由把改革作为解决社会分化和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的手段而加以关注。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对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是有所启示的——那就是压力会上升为对变革的预期。

李克强在三月份上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有二十多次提到改革。权力下放的举措首先有望体现在财政领域。

当这些调拨不能满足时，地方政府通常会向开发商出售土地和利用灰色借贷通道筹措债务来补充税收的不足。这次冲击暴露了中国经济在应对危机方面固有的弱点。

北京已经安然度过了最近这次金融风暴，其主要手段是注入了大约价值60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以及更多的银行贷款，这一举措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避免了大规模的衰退。另一个派别被称为政治怀疑派，他们怀疑新领导人是否有决心战胜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既得利益者对改革持抵制态度。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来，一些主要税种收归中央，造成许多省的地方财政的萎缩。特别是那些国有企业，对改革的态度更加消极。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问题太多，例如正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房地产泡沫更加恶化。在整个中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北京始终牢牢地控制着能源价格，这是因为在中国的资本密集型经济模式中，能源是最关键的投入。

据最近的报道，中国长期改革的议程已经启动，而且有望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期间公布。但是，这些悲观论者忽视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历史性的启示——至少可以就新的政治团队部分成员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各种必要因素的组合与恰当的时间结合在一起，改革就可能成功。

由于国内需求不足，中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还不够强。这一时期的经验证明，当这样三个条件同时出现的时候，大胆的改革就能够成为现实：一是国内政治信任危机，二是海外金融危机的冲击，三是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对改革机遇的把握能力。